中国妇女报

2020-12-01

作者：焦杰

编者按

近日，“历史上的危机与女性：妇女性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进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西安和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近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围绕“历史上的危机与女性”这一主题，进行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与交流，内容涉及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学术、女性与医疗、近代女性的社会发展、女性权利与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

■焦杰

近日，“历史上的危机与女性：妇女性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进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西安和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近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围绕“历史上的危机与女性”这一主题，进行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议题多样，涵盖面广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0多篇，内容涉及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学术、女性与医疗、近代女性的社会发展、女性权利与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

在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学术议题中，中山大学副教授曹鸿对美国女性史与性别史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美国女性与性别史研究不再只关注女性个人和组织的独特经历，也注重男性及两性关系的互动与影响。虽然内容和视角不断开拓，但理论资源相对稀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裔昭印对妇女史研究于历史学发展和重构世界历史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她指出，妇女史不但对英雄史观和男性史学话语霸权提出了挑战，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也为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分析范畴，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与反思重大历史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芳琴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欧美父权制研究思想史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审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畅引婷从学科交叉角度就如何深化妇女/性别史研究进行了思考。

在女性与疾病医疗的议题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郭海文对古代女子节日避疫活动进行了探讨，指出佩戴饰品、出行和饮食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古人的避疫理念，体现了女子防病祛病的主体性。香港理工大学讲师林稚晖探讨了女性在香港儿童免疫史中的角色，她认为作为疫苗接种者、母亲、小区居民，女性在香港儿童免疫的推广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霏探讨了近代女性在传染病知识传播过程的作用，来自复旦大学的安永娜和武汉大学副教授白春晓则分别就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妇女与疾病问题进行了分析。

近代女性社会发展议题的讨论较多。复旦大学郭恬薇以理发业为切入点，对近代社会妇女发展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受欢迎的新兴女理发师群体出现，另一方面是旧式从业妇女梳头妇走向没落。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焦霖分析了1920年辛酉旱灾中的妇女的作用，认为底层妇女在灾难中极度脆弱，除饥饿外，还会有被拐卖和被抛弃的风险；上层女界人士则积极参与赈济救灾工作。社会性别结构和阶级的交叉作用决定了妇女的灾难经验与观念行动。复旦大学褚书达以1888年火柴女孩罢工为中心，讨论了英国下层女性在工业时代中的劳动境况与抗争意识，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非熟练女工在劳资关系中仍处于弱势，但不再是消极沉默的受害者。

关于女性权利与形象塑造的论文最多。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焦杰关注唐代墓志中姬妾侍形象的矛盾叙述，分析了色艺双绝与贤良恭淑兼而有之的姬妾侍形象产生的原因，认为这种与“以色事人”不符的形象叙述与姬侍妾礼法地位低下，及其身处不同阶层和在家庭中的主要功能有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程郁通过考察宋代婴戏图中的女孩形象，指出宋代女孩能和男孩共同游戏，体魄健康，缠足并不普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贺璋瑢则指出，先秦诸子与古希腊三贤妇女观互有异同，相同点是男性的性别倾向，不同点是先验经验的不同。复旦大学孙仁朋认为，雅典公民妇女参加地母节的活动虽然强化了妇女对自身公民身份的想象，却通过模仿原始时代，使她们接受了自己无政治权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关注女性体验，个案研究极具特色

女性的主体性和生命体验在本次会议中受到特别的重视，很多论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不少个案研究极具特色。

苏州大学铁爱花聚焦宋代女性闺闱之外的移动空间，对宋代女性行旅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对宋代女性行旅这一特殊空间移动现象与宋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及性别秩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复旦大学黄嘉欣通过探讨14世纪英国议会中的寡妇请愿活动，展现了女性的独特经验，认为寡妇擅长运用具有女性特质的文本策略，以塑造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好母亲”形象来为自己争取权益。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鲁迪秋关注美国建国初期女性禁酒社团与白人女性的出版自由，以《橄榄树》和《百合花》为切入点，考察女性禁酒与创办刊物的活动，指出这些活动和体验展现了女性的公民意识，也加强了她们对公民身份认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伟芳探讨燕妮·马克思的伦敦流亡生活，以伦敦生活期间的燕妮·马克思为研究对象观照19世纪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

在个案的研究中，有几篇论文颇具特色。东华大学耿春晓对国民大会女代表唐舜君“国大之花”形象建构及演变进行了考察，厘清了女性主体性是如何在男性书写中被消失殆尽的过程。她认为自我书写是女性主体性建立的基础。复旦大学倪浩然从上海务本女中校长胡兰贪污事件入手，对民国时期影响女校长群体形象的不利因素进行了深度剖析。她认为社会公众的不信任、男性知识分子的塑造，都影响了女校长群体的主体表达。

上述两篇从主体性的缺失考察了女性在社会变迁中的困窘，下面两篇文章则从主体意识出发，考察了女性与教育、家庭、战争、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晓慧通过回溯陈衡哲、颜雅清、凌淑浩三人“聚”于清华、“散”落美国、“离”梦人生与“合”归自我的生命历程，呈现了近代民族国家、女权伸张以及现代性话语体系下教育对性别认同与个体发展的塑造作用。复旦大学王昭则通过对范元甄日记和书信的解读，对一个投身于革命的女性继续进步与回归家庭、集体与自我的困境进行了思考。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秦方关注民国北平家庭冲突与社会治理，通过考察北京档案馆所藏父母状告儿子忤逆不孝的警察报告，发现民国时期父母不但对不孝子女有很大的制衡力和话语权，而且往往主动依靠警察、教养局、戒除所等官方机构，将儿子打骂父母、偷窃家中物件、吸毒、赌博或嫖娼等家内危机暂时转嫁于国家。这种请求国家机制“代为管教”子女的方式，既达到了约束子女的目的，也使家庭关系进入到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中。这一研究为当代社会治理家庭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杨辉 谢威